王菀之

　　 據新華社北京11月4日專電 （記者周劼人）作為患者，我在醫院里覺得受醫生的氣。作為醫生，丈夫卻在醫院里覺得受患者的氣。這究竟是怎麼了？
　　 作為一個患者，我剛剛結束了一整天在醫院的“孤身奮戰”，站在熙熙攘攘、熱鬧堪比菜市場的醫院門口，筋疲力盡，四顧茫然；而此時，我的丈夫已在另一家醫院里連續上班30多個小時，仍在手術室內埋頭奮戰。
　　 這不正是當下醫患關係的縮影嗎——似乎誰都沒有錯，但誰都是一肚子委屈。
　　 那麼這些委屈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回身看了看這家北京著名的三甲醫院，這天凌晨，我披星戴月地趕來排隊掛號，排隊近2個小時後終於掛到了號，又花3個多小時排隊候診，終於在10點半見到了專家本人。問病情、開處方、開檢查單……總共說話時間不到3分鐘，中間還被兩位病人的詢問打斷。正當我準備繼續發問時，一位病人前來加號，那位專家很無奈地指著面前一堆病歷本說：“周五再來吧，已經加到100多號了，這才看了30多號啊。”最終，我打消了繼續詢問的念頭，餓著肚子，拿著一摞檢查單走出了診室，希望能趕在我餓暈前去做完空腹的檢查。
　　 可以這樣概括我一天的遭遇：建卡，排隊！掛號，排隊！候診，排隊！交費，排隊！約檢查，排隊！檢查，排隊！打印結果，排隊！為了見醫生幾分鐘、做檢查幾分鐘，我已在嘈雜混亂的大廳里、走廊里、窗口前排隊排了幾個小時。
　　 而在這幾個小時中，我無論是掛號、交費，還是預約、檢查、問診……除了在那位專家那裡看到了一絲無比職業的笑容，便再沒遇到一張熱臉、聽到一句熱語。
　　 在偌大的門診大廳里，沒有找到一位能給我指路的嚮導，而那錯誤百出的指路牌，更是讓我在上下來回的奔波中，找不到影像檢查室，弄不清去哪裡領做尿檢用的器皿。
　　 但這些都似乎不是最糟糕的。“劇情”發展的結尾是這樣的：當天醫院的X光機壞了，必須改天再來；B超也都約滿了，必須改天再來；心電圖檢查已排隊排滿，必須改天再來。
　　 心力交瘁之時，我拿起電話打給丈夫吐槽。沒料到，電話沒接通，倒看到一條上午發來的短信：我上臺比較大的手術，下來和你聯繫，照顧好自己。
　　 我算了一算，從前一天8點他開始上班，到今早8點他結束夜班，再加上這臺下夜班後被安排的手術，我實在無法想象一個一線醫生在精神高度緊張中是如何度過這30多小時的。他也曾一個上午的門診就要看近百個病人，他也曾面對在手術臺上再沒有醒來的病人而膽戰心驚地向家屬解釋醫學的局限……
　　 其實醫患雙方都覺得委屈的情況一再發生。上網看看，就不難發現，病人們在痛陳自己看病難、看病貴的“血淚史”，一號難求、一床難求，在醫學技術的壁壘面前，他們覺得自己是實實在在的弱者，常常遇到了問題，都不知道該向誰投訴，一進醫院，十分茫然。
　　 而醫生們抱怨工作時間長、強度大、收入低，讓他們最無法接受的是，這樣“玩命”地工作，換來的卻是不被理解、不受尊重、甚至有性命之虞，似乎自己在病人面前，倒成了真正的弱勢群體。
　　 可是，這種無解的狀態，究竟該如何解決呢？
　　 這一天的經歷告訴我：醫患矛盾，常常是由“醫患”之外的因素引發的。
　　 我仔細回想了就醫的過程，無論是冷言冷語，還是混亂排隊，其實作為患者，我的絕大部分不滿發生在問診之外的環節，並非因為醫生，並非因為醫術。而醫生對職業現狀的不滿，大部分也不來自於患者本身。大環境的不信任，患者對醫療工作的不理解，輿論的失之偏頗，最終讓醫生只能板起面孔，用“三緘其口”來保護自己。
　　 對患者，一套合理的流程、一個明媚的笑臉，不會讓就醫過程那樣艱難，還能讓患者在更從容的狀態下試著理解醫學和醫生；對醫生，行醫不是“一個人的戰鬥”，更不是“一個飯碗”，妙手回春更需醫療機構里各個工種的專業配合和全社會對醫務人員的尊重；對媒體，在做好輿論監督的同時，還應該是醫患雙方溝通的渠道。
　　 翻翻醫患關係的各種報道、評論、論文，我們不難發現，其實該說的早就說盡了。因此，面對那些不能一蹴而就的體系性改進，首先不能把體制當個筐，什麼都往裡裝，這樣最後就誰也抬不動了；而與其坐等全局的改觀，不如從每一方都能做到的細節做起。我們真的應該做點什麼了。　　（原標題：醫患矛盾，其實在“醫患”之外）